袁崇焕为安慰崇祯,许下“五年平辽”的豪言,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

摘要: 明朝末年在辽东战场的败落,实乃其行政贪腐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纵然袁崇焕是旷古名将,仅凭他一人之力,也不可能真正扭转辽东战局,更别提五年平辽的豪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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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朱由校病死。因朱由校子嗣早夭,皇位只能传给弟弟朱由检。朱由检继位后改年号为崇祯,是为明思宗。


崇祯帝虽然年仅16岁,但聪慧正直,早有铲除奸孽、重振朝纲之意。他先清理了魏忠贤的羽翼,之后将魏忠贤贬谪到凤阳。魏公公见大势已去,在南迁途中自缢而死。朝廷里剩余的阉党成员,或杀或流,也大多遭到惩处。


解决完阉党,雄心勃勃的崇祯把注意力转向辽东。在群臣的推荐下,他重新起用了袁崇焕。次年四月,又把袁崇焕升任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令其总督蓟、辽、登、莱、天津等地军务。同年七月,袁崇焕入京言事,崇祯在平台召见了他。当二人谈及复辽方略时,袁崇焕夸下海口称:“方略都已经写在我的奏疏中。为臣既然得到陛下的特别关照,希望还能得到便宜行事的权力。(这样一来)只需五年,我就能恢复整个辽东。”崇祯听后欣喜地说:“如果能恢复辽东,朕绝不吝惜封侯级别的赏赐。你努力解救天下人的倒悬之苦,也是在为你的子孙谋福。”


话讲到这里,崇祯暂退内室小憩。给事中许誉卿趁机询问袁崇焕“五年平辽”的具体计划,袁崇焕回答说:“皇上焦虑劳苦,我只是安慰他罢了。”许誉卿提醒道:“今上英明,怎么能用轻慢的态度回应?来日真的按期问责,你打算怎么办?”袁崇焕也自知“五年平辽”有些托大,怎奈覆水难收。为了更容易实现目标,他在崇祯小憩后再次奏请道:“辽东事务本来就不易处理。陛下既然委任给臣,臣不敢推辞。但五年之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才,兵部调兵将,必须事事配合我,如此才可以成功。”崇祯急于收复辽东,对这些要求全部应允。

 

一场映射危机的兵变


京师这边的袁崇焕还在和崇祯讨价还价,宁远那边的军营却已经炸了锅。就在同一个月,宁远爆发了一次军人哗变。由于朝廷欠饷,先是从川、湖调来的戍边士兵“大噪”,紧接着剩下的十三营士兵也群起响应。愤怒的士兵把巡抚、总兵、通判、推官等人通通捆缚到谯楼,要求他们支付饷银。兵备副使郭广为安抚士兵,散发了官库的二万两存银。但士兵们已经四个月未见饷银,二万两根本不够。郭广又向商人借贷五万两,这才暂时稳住乱局。


八月初,袁崇焕抵达山海关。他听说兵变的消息,急得单骑出关,径直驰往宁远军营。虽然欠饷之前已经发放,但宁远的士兵们仍情绪紧张,日夜戒备。袁崇焕向他们“宣上德意”,“各兵始还营伍”。兵人哗变属于谋逆大罪,不可能就此收场。为了善后,袁崇焕和郭广秘密传唤了带头哗变的杨正朝、张思顺。袁崇焕提出,只要杨、张二人帮助逮捕其他哗变首领,就答应免除他俩的罪责。杨正朝和张思顺别无选择,报告了其他十几名哗变首领的名字。十八日,15名首领一齐被带到袁崇焕面前。经郭广亲自辨认,十五人均系带头哗变的“首恶”,旋即被枭首示众。


处置完底层士兵,袁崇焕又着手处置违令的官员。推官苏涵淳和通判张世荣一酷一贪,直接激发了兵变,受到申斥并降职。哗变发生时,士兵们集中在广武营歃血起誓。中军吴国琦和参将彭簪古明知营中有变却没有阻止,袁崇焕遂以渎职罪斩了吴国琦,让彭簪古等待处分。对其余治军不善的车左营加衔都司王家楫、车右营加衔都司左良玉、管局游击杨朝文、总镇标营都司佥书李国辅等人,袁崇焕也都分别予以责罚。只有都司祖大寿,因麾下士兵没有参与哗变而得到嘉奖。


经过一番复杂的软硬兼施,袁崇焕总算是控制住了宁远兵变的不良影响。然而,引发此次兵变的财政危机,却早已超出袁崇焕的能力所及。


蓟辽督师府,位于辽宁省兴城市,蓟辽督师府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开府于蓟州(今河北蓟县),又先后移驻密云、昌平和山海关。1622年移建至宁远卫城(今兴城古城),曾先后是孙承宗和袁崇焕两位蓟辽督师的办公场所 。


财政的“过量”投入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财政危机是造成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此言不虚。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末的财政危机并不代表辽东战场的投入不足。恰恰相反,自萨尔浒战役以来,明廷对辽东的财政投入一直都充足到“过量”的地步。


万历四十六年(1618),为准备征讨后金所需的费用,户部开始向全国土地摊派“辽饷”,每亩增税三厘五毫,实际摊派总额约200万两。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在萨尔浒遭遇惨败。面对岌岌可危的辽东局势,朝廷把当地的军饷预算提高到300万两。可户部经过东拆西借,仅募集230万两,实际运到辽东的只有160万两。在财政盈余不足的情况下,朝廷不得不提高辽饷的摊派额度。万历四十七年(1619),辽饷在每亩三厘五毫的基础上再加三厘五毫,总额增至400万两。万历四十八年(1620),国用仍然不够,每亩又增二厘。至此,辽饷已达每亩九厘,年额共计约520万两。


事实上,万历朝每年在辽东投入的军费还不止这520万两。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元年的不到三年时间里,朝廷以辽饷为名共发放军费2000万两,年均支出超过660万两。为了填补辽东这个无底洞,户部还需请求皇室发放内帑,拆借各个部门的余款,甚至挪用其他边镇的粮饷。


到天启年间,因田赋收入下降,朝廷又把辽饷的摊派扩大到盐课和关税等领域。尤其是袁崇焕经略辽东的天启六年(1626)和天启七年(1627),在不计算皇室内帑和拆借挪用等杂项的前提下,单是辽饷摊派就高达550万两左右。如果算上其他款项,总额起码在600万两以上。



铁刀,后金,新宾赫图阿拉城遗址出土,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这600多万两的军费是个什么概念呢?晚明的财政收入大体分为四项:田赋、徭役、盐课和杂色。田赋每年征收约2800万石,折银2200万两左右。万历初期的一条鞭法规定以银代役,使国库另有徭役收入约1200万两。盐课和杂色收入相对较少,仅500多万两。四项税收合计,共约3900万两。这些收入并不固定,遇上天灾、动乱等问题时会向下波动,但保持在3100万两以上应该是常态。也就是说,600万两的辽东军费,大约相当于全国财政的1/5。


财政投入的效率对比


万历末期到天启初期,依靠巨大的财政投入,明廷在辽东关外募集了约12万大军。从账面上看,关外明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后金,而且在盔甲、战马、火器等军资储备上也都比后金富裕。照理说,辽东局势本该有所好转。但这只账面上的“庞然大物”在战场上却不堪一击。经过天启元年(1621)的辽阳之战和天启二年(1622)的广宁之战,经略袁应泰和巡抚王化贞先后丢掉了关外的全部领土。用不到3年时间,让明廷投入辽东的2000多万两白银都打了水漂。


后世在谈及辽阳之战和广宁之战时,常把败因归咎到袁应泰和王化贞的作战策略上。因为在袁崇焕治下,关宁防线再未出现类似的大溃败,甚至还获取了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这样的战果。不少人就此认定,只要谨守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三人的“堡垒推进”战术,明朝就有机会灭掉后金。


该类观点显然是通过简单类比得出的狭隘结论。如果我们拉长历史的维度,放开对比的视野,很容易得出一个更客观的答案:在明军与后金军对峙的过程中,无论是“堡垒推进”派还是“野战荡平”派,都是严重不合格的。


这是因为,在明朝之前经营辽东的历史上,也遭遇过和明末类似的边疆危机。为了解决这些危机,“堡垒推进”和“野战荡平”两种策略都曾被采用,而且效果远好于明末的那些辽东经略。


《出警图》局部,明,佚名,绢本设色,纵92.1 厘米,横 2601.3 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描绘明朝皇帝在宫廷侍卫的护送下骑马出京谒陵的情形 。


经略辽东的根本困境


万历四十七年(1619),辽东经略熊廷弼的奏疏中出现了这样一段旷古奇事:在“粮饷富余”的辽东,许多明军士兵不仅穷得典当行囊,甚至连衣服都穿不起,只能裸体着甲。


熊廷弼“违背常识”的发言颇值得玩味。须知,万历四十七年,单是全国加派的辽饷就已提高到400万两,是其他边镇的八、九倍,这还没有把户部拆挪的盈余款计算在内。粮饷供应如此充沛,为何还有人衣不遮体?难道是援辽的军人太多,以至于几百万粮饷不够发放?但就在同一年,熊廷弼的另一封奏疏又如是说道:“乃兵部所调援兵俱是纸上虚数,十无二三到辽阳者。”


换言之,兵部调了兵,户部发了饷,结果却是兵也不够用,饷也不够用。


关于这桩怪事,天启二年(1622),户部尚书汪应蛟即曾明言:“将官不利本色,惟欲折色以入私囊,其诡名冒领恒十之三。所谓额数军兵十四万、马六万匹安在?”一竿子戳在了吃空饷的基层军官身上。天启三年(1623),兵部尚书赵彦也揭露称,户部放饷虽未断绝,军人领饷却常遭克扣,甚至还有一两个月分文未得的情况。


但是,如果把克扣粮饷的责任都推给武将,又有些冤枉他们了。因为凡是经手粮饷的官员,几乎都不干净。天启六年(1626),东江守将毛文龙即上书抨击:“天津岁运米二十万石,而去年只运到十六万余,其中尚有漂没腐烂者。天启四、五两年,山东每年运往辽东的二十万饷银,全部被理饷都司毛应时、韩文翼等侵占,还用贪腐的饷银贿赂上司。”崇祯元年(1628)正月,户部尚书毕自严也报告称:“诸臣终年经营饷运,军中却时时欠饷。臣考察其中缘由,都是收运委官贪污军饷所至。”


明朝官员们对军饷的克扣侵占,造成士兵频繁哗变、大量逃亡。前文所提的宁远兵变,就是典型例证。袁崇焕第二次赴任前即已如此,赴任后又如何呢?据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奏疏披露:崇祯元年至崇祯三年之间(1628—1630),宁远委官阎栋等侵吞米豆四万四千余石。崇祯元年和崇祯二年,正值袁崇焕第二次督师宁远。袁大人能制服讨饷的官兵,对各级腐败官吏却毫无办法。因为在大明朝的各级官吏看来,抗金事业已然发展为一门生意。朝廷发给的粮饷越多,下头贪挪的程度就越严重。在缺粮短饷、士兵空额的窘境下,无怪乎袁崇焕一味守城而不敢主动出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从根本上讲,明朝末年在辽东战场的败落,实乃其行政贪腐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纵然袁崇焕是旷古名将,仅凭他一人之力,也不可能真正扭转辽东战局,更别提五年平辽的豪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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