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军事化,让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能成功吗?

摘要: 面对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步暴露,在整体国力尚难与日本抗衡之时,只能选择从小处着手,寻求竞争得胜的机会。蒋介石亲自发动了第一次由国民政府主导的社会文化运动,即“新生活运动”。

10-01 10:10 首页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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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战争已近半年,正值双方鏖战关键时刻,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本日到纪念周训话,要社会军事化,学日人洗冷面,吃冷饭,先与其生活求比较,然后再言其他。”


单从句意本身出发,蒋介石的这段独白颇值得玩索,既能指他个人要学习日本人洗冷水、吃冷饭的生活习惯,但身为党国领袖,蒋所重视的似乎又不止于个人修养,而孜孜追求本国能赶上甚至超越日本。与此同时,“先与其生活求比较,然后再言其他”一句又凸显出蒋内心的些许悲观,面对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步暴露,在整体国力尚难与日本抗衡之时,只能选择从小处着手,寻求竞争得胜的机会。正是在“先与其生活求比较”的思路引导下,蒋介石亲自发动了第一次由国民政府主导的社会文化运动,即“新生活运动”。


“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新生活运动”被视作国民党政权在内外交困之际,为应对统治危机所采取的政治手段,而其实际收效甚微。当然,这种看法颇具有合理性,相当程度上把握到了“新生活运动”的本质。然而,历史当事人对当时国民政府“内外交困”的情境,其实有更深切的体会,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新生活运动”主持者邓文仪曾回忆到:“因为全国的人心,由于国家内忧外患相继发生,非常不安与颓废,士气也随着十分消沉,社会风气败坏,大多数人都以吃喝嫖赌为能事,政风之贪污腐化,更是常事。”


1941年2月,重庆,新生活运动七周年庆典晚宴上,蒋介石夫妇与国民党要员共同进餐,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为阻止国家民族走向“灭亡”,身体力行开展的社会文化运动,主旨是“全体国民之生活革命”,从衣食住行出发,回归中华民族的固有德行—礼义廉耻


据时人的回忆,蒋介石最初发动“新生活运动”的动机和设想相对简单,因“围剿”中央苏区的需要,南昌一度成为国民党政治军事中心,汇集国民党大小官员,也有很多外国宾客和记者往来。由于当时南昌城市容不整,影响国内外观瞻,按照蒋本人的说法:“我去年(指1933年-引者注)初来的时候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要讲信义。这种学生,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因此他首先设想借用军队“整理内务”的措施,以行政手段改善社会风貌。经邓文仪等人反复斟酌,决定将之定名为“新生活”,进而初步制订出运动的方案。运动的主旨是“全体国民之生活革命”,从衣食住行出发,回归中华民族的固有德行—礼义廉耻。

 

“使全体国民的生活整齐划一”

 

随后,蒋介石在南昌多次发表公开演讲,宣传介绍“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性,逐步阐发这场运动的理念、步骤和目标。首先,蒋介石认为当时国人生活有四大不良特征,分别是污秽(脏乱)、浪漫(一切行动随随便便)、懒惰(不守时、凡事苟且偷安)、颓唐(精神萎靡、体格孱弱),总的来说是“野蛮的不合理的”,进而可以称之为“鬼生活”。在此逻辑指引下,正是由于本国国民知识道德的低下,导致中国在国际上无法获得平等的待遇,仍然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同时,反观在一战中失利的德国,却能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占据平等的地位,而中国仍在支付百年前的赔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因此中国若想复兴民族、报仇雪耻,只能从最小的事情做起,做到合乎礼义廉耻。


其次,在蒋介石演讲的字里行间,传统道德被上升至与现代文明具有同等地位,蒋所言“我们一般国民无论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们的古人或现在外国人一样合乎礼义廉耻”,其潜在的批判对象其实是另一场以“反传统”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蒋的幕僚贺衷寒将新文化运动视作“潘多拉盒子”,进而将中国社会诸多现实问题,归因于该运动对传统道德的巨大破坏。与此同时,着重强调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则具有相当的建设性,立即披上享有进步意义的外衣。


1936 年,南京市政府举行集体婚礼,这是国民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


实际上,从蒋介石的多次演讲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思想理念的割裂和背反,为运动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埋下了伏笔。蒋介石强调学习现代文明国家,仅因这些国家具有相对强大的国家实力,而并不意味着蒋对现代文明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和吸纳。


与此同时,蒋介石等人批判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所起到的破坏作用,但“新生活运动”所宣扬的“礼义廉耻”又只是对传统理念的简单重复,除去其中选择性向现代文明看齐,几无新意可言,而新文化运动不仅强调对传统理念的批判继承,更是一场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文化革命”,因此两场运动在思想层次的落差可谓不小。

 

“方案多而实行少”

 

在“新生活运动”发动初期,除少量高层幕僚参与酝酿外,在缺乏政治参与的情况下,蒋仍能借助党机器的动员力量,使得运动全面而迅速地铺开。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正式成立,蒋亲自担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担任主任,邓文仪任副主任,下设干事会。邓文仪等人随即起草《新生活运动纲要(初稿)》和《新生活须知(初稿)》,其中《须知》分为“规矩”“清洁”两大类,共有九十六条行为规范,涉及个人、公共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基本原则。


不久,南昌全市多次开展大规模改善卫生环境、民众素质等整顿活动,在警察、公务员、学生等群体的参与下,新生活运动在南昌确实得到有效落实。在蒋的倡导下,“新生活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纷纷设立领导新运的组织,颁布运动步骤和目标。在向各地推广的过程中,由于行政院长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的理念、推行方式等方面与蒋意见不一,二人曾产生争论。总的来说,汪更倾向于动用社会力量,以道德感化的方式实现目标,而蒋则强调政府、军警等国家机器在运动中的主导作用。


反复争论过后,蒋介石在坚决捍卫运动领导权的基础上,稍作策略性让步。同时,为统一管理各地开展的“新生活运动”,在5月公布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规定“全部运动由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持……各省市县会应由省市县中最高行政长官主持之”,其他相关部门派高级官员参加管理,非政府领域则由相关团体负责人领导,如区保甲长负责农民、厂长或工会领袖负责工人等等。


不难看出,由于蒋介石坚持行政权力主导运动的开展,“新生活运动”由此整体转入国家日常运作中。如此一来,身为“运动员”的政府各级官员,摇身一变成为区别于普通民众的“裁判员”,由他们来督导、评判民众实行“新生活”的全过程,导致本具有积极意义的“新生活运动”,在受到政治运作的全面介入后,很大程度失去其革新的面向。


1937 年,西安城楼上贴有“衣冠最要整齐清洁,行路要听警察指挥”宣传语


《晨报》就批评道:“吾国前此非无类此之运动也,如孙传芳之仁义运动、冯玉祥之俭约运动,指不胜屈。其所以仅能换得有识者之讥嘲,无他。以不能推己以及人耳,不能推己及人,是何异以娼妓提倡贞洁,以买办提倡国货,以汉奸提倡爱国……故今之领导新生活者,苟不自避贪污之嫌,而徒诫人以廉洁,则此领导者虽提倡廉洁,不遗余力……讵不较登天为尤难耶。”


当然,社会舆论主要起到警示、即便是蒋介石个人,对“新生活运动”的具体落实也颇为不满。在运动开展两周年的讲话中,蒋介石不得不承认:“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团体和机关,却是很少看得到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一年之后,蒋介石再次谈道:“过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所以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无论如何,这场运动的阶段性成果多少辜负了当初立下的宏愿。

 

仅是“最低限度的文明人样子”

        

实际上,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我们能够大致勾勒出“新生活运动”落实到基层的历史情境。当时在浙江省绍兴县民政科工作的马毓英曾谈道:“在县的方面,多半以县长为主任干事(指县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一部分科长和其他有关人员为干事。挂的只是一个空招牌,既无单独的办公房屋和专职人员,又无固定的经费……每年遇到要报告县新生活运动推行成绩的时候,就临时找我来想办法。


我虽然在县新生活促进会没有挂一个什么名义,但在县政府所掌管的社会行政中的礼俗和卫生两项工作,与新生活的内容,多少还能扯一点关系出来。因此,这个弄虚作伪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肩上了。每年我照例写了洋洋数千言。从字面上看,好像做了很多工作,而实际上都是张冠李戴……”


1934年12月,江苏吴县旅业职业工会新生活运动业余服务团在阊门石路留影,新生活运动尽管不能完全缓解内忧外困的现状,但至少适度保持国民党政权依旧企图“有所作为”的态势,总体而言,仅仅是一次“急就章。


由于“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与政府日常行政多有重叠,在具体实施和评估中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一般官员若能勉力履行其自身的行政责任,已称得上殊为难得。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强调运动是“要使个人,时时刻刻,处处地方,件件事情,都能以个人的良知良能来实行他的生活”,将本属于哲学范畴的个人道德命题纳入政治权力的运作,又怎能不陷入“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的内在困境呢?


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组织动员能力本就薄弱,维持政权的正常运转尚存困难,又有地方官员的暗中掣肘,导致这场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全过程都背负着无法解决的矛盾。直至抗战爆发后,根据持久作战的需要,“新生活运动”及其团体逐步承担起战时服务、后勤保障等任务。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政权逐步丧失回天之力,这场运动悄无声息地走入了历史。


早在运动展开的初期,胡适就曾敏锐地预料到这场运动的多重矛盾和悲观前景。胡适认为“新生活运动”的诸多规定仅是“最低限度的文明人样子”,否认其中有任何的救国灵方,遑论实现民族的复兴,通过这场运动能够“报仇雪耻”是可笑的。


曾有历史研究者认为,“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为应对统治危机,所采取的“缓不济急”的政治行为,尽管不能完全缓解内忧外困的现状,但至少适度保持国民党政权依旧企图“有所作为”的态势。


总体而言,仅仅是一次“急就章”。


(本文对黄道炫、黄金麟、刘文楠的论著多有参考,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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