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方智圆 心小胆大

摘要: 药王的这些关于中医药学的重要思想,在今天中医药学“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历史条件下,必然会放射出灿烂光辉。

10-01 15:44 首页 北京中医药大学


对药王孙思邈中医药学思维方式的一点认识


——学习“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的体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并在多次重要讲话中,着重强调了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等。这些科学思维方式具有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对增强各项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重要意义,是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有力思想武器。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学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李经纬教授和张志斌博士主编的《中医学思想史》(200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正如王永炎院士所说:“以阐述中医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为主线,对影响和指导中医学发展的哲学思想、方法论思想,以及中医学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原则的发展历史作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还有张其成教授主编的《中医哲学基础》,则把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括为“象数思维”、“整体思维”、“变易思维”、“中和思维”、“直觉思维”、“虚静思维”、“顺势思维”、“功用思维”8种。这些都说明,在治国理政和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学习、研究和普及中,重视中医药学的思维方式是很重要的。


在陕西铜川耀州药王山药王大殿的献殿上,挂着当代书法家书写的一幅横匾,上书“智圆行方”四个大字。在药王洞正门两侧,则精心书写着一副对联:“胆欲大心欲小;智欲圆行欲方”。这是对药王中医学思想的重要概括,是药王高尚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药王孙思邈对中医药学思想史的重要贡献,是对中医药学思维方式的高度提炼。


五代东晋唐昫在《旧唐书》中引述说:“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语出《淮南子·主术训》。在《易经》、《诗经》《、论语》和《道德经》中都有这样的思想。将中华文明古代经典的思想与中医药学理论和临床结合起来,形成“行方智圆心小胆大”的系统认识,是药王孙思邈的首创。明末医家李中梓在他的《医宗必读》中,结合自己对中医经典的理解和临床体会,就“行方智圆心小胆大”专门做了论述。我们说:“行方智圆、心小胆大”是对药王中医学思想的重要概括,是药王高尚精神和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也是药王孙思邈对中医药学思想史的重要贡献,是对中医药学思维方式的高度提炼。主要基于以下认识:

1

第一,生动体现了中医药学“天人相应”的深邃智慧。


“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是中华文明、文化的大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中华文明和核心价值观建设时,引用了20条中华文明文化中的经典论述,第一条是“民为邦本”,第二条就是“天人合一”。国学家钱宾四先生寿高百余,集80多年学术生涯,他的最后一篇学术文章《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中,说他对中华文明、文化的“彻悟”就是“天人合一”,说这是中华文明、文化最高贵处、最伟大处。甚至说到,这是人类文明、文化最后的归宿。英国科学家约瑟夫则说道:中华文明、文化中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最生动的表达“只有在《黄帝内经》中才能看到”。


在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中,“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和基石。《黄帝内经》不仅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的命题,而且,引述上古经典《太史天元册》论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阐述了宇宙万物、天地星辰的起源、状态,并运用象数法、比类法、实证法、观察法等多种形式,将天地自然和人的生长壮老已、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津液、经络腧穴及中医的养生、诊断、治疗密切结合,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医药学说,又体现出中医药学特有的思维方式。


例如,在《黄帝内经·灵枢·邪客》篇载:

“黄帝问于伯高曰:愿闻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腘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同时,《黄帝内经》中,屡屡谈到“黄帝坐明堂”。对此蕴含的中医药学“天人相应”“天圆地方”的深意,卓廉士教授在他的《中医感应、术数理论钩沉》一书中指出:“明堂取‘天圆地方’之象”,“‘上圆下方’取象于天圆地方”;“明堂是一个时空合一的宇宙模型”,“黄帝坐明堂,始正天纲,临观八极,考建五常”,“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卓廉士教授除深解《黄帝内经》的论述外,还大量引用了《周礼·考工记·匠人》、汉儒桓谭的《新论》、《淮南子·主术训》《大戴礼记》《汉书·艺文志·郊祀志》,汉《三辅黄图》《孔子家语·观周》等古代典籍的相关论述。说明中医药学“天人相应”、“天圆地方”的思想与中华文明文化中的认识是融为一体的。


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详述此道,多次运用这个思想并常有发挥。


在《千金要方》卷一“续论·论治病略例”:

故曰∶夫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人者,禀受天地中和之气,法律礼乐,莫不由人。人始生,先成其精,精成而脑髓生。头圆法天,足方象地,眼目应日月,五脏法五星,六腑法六律,以心为中极。大肠长一丈二尺,以应十二时;小肠长二丈四尺,以应二十四气;身有三百六十五络,以应一岁;人有九窍,以应九州;天有寒暑,人有虚实;天有刑德,人有爱憎;天有阴阳,人有男女;月有大小,人有长短。


紧接着,药王将这种“相应”运用于病因病机和诊断:

所以服食五谷不能将节,冷热咸苦更相抵触,共为攻击,变成疾病。凡医诊候,固是不易,又问而知之,别病深浅,名曰巧医。仲景曰∶凡欲和汤合药,针灸之法,宜应精思,必通十二经脉,辨三百六十孔穴荣卫气行,知病所在,宜治之法,不可不通。古者上医相色,色脉与形不得相失,黑乘赤者死,赤乘青者生。中医听声,声合五音,火闻水声,烦闷干惊;木闻金声,恐畏相刑。脾者土也,生育万物,回助四旁,善者不见,死则归之,太过则四肢不举,不及则九窍不通,六识闭塞,犹如醉人。四季运转,周而复始。下医诊脉,知病源由,流转移动,四时逆顺,相害相生,审知脏腑之微,此乃为妙也。


这里的“此乃为妙也”,足以看出药王对“天人相应”、“天圆地方”、“头圆足方”的深悟和赞同。


在《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九、三十·“禁经”中,药王又数次说到“天之所圆,地之所方,受天可以长生”;“六甲九章,天圆地方;四时五行,青赤白黄;太一为师,日月为光”;“天圆地方,六律六章,神符烧香,灾厄消亡。”


可见,药王孙思邈从“大医习业”到“大医精诚”,从《千金要方》到《千金翼方》,历经百余年,所感悟、总结、提出并嘱咐医家遵循的“行欲方而智欲圆,心欲小而胆欲大”,将中华文明、文化和中医药学“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天圆地方”的深邃智慧与中医药学的理论与临床密切结合,是药王中医药学思想的重要概括,是中医药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重要总结。


2

第二  生动体现了药王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核心思想。


以明·李中梓在《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为例。全文如下(共456字):

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

孙思邈之祝医者曰:行欲方而智欲圆,心欲小而胆欲大。嗟乎!医之神良,尽于此矣。宅心醇谨,举动安和,言无轻吐,目无乱观,忌心勿起,贪念罔生,毋忽贫贱,毋惮疲劳,检医典而精求,对疾苦而悲悯,如是者谓之行方。禀赋有厚薄,年岁有老少,身形有肥瘦,性情有缓急,境地有贵贱,风气有柔强,天时有寒热,昼夜有重轻,气色有吉凶,声音有高下,受病有久新,运气有太过不及,知常知变,能神能明,如是者谓之智圆。望、闻、问、切宜详,补、泻、寒、温须辨,当思人命至重,冥报难逃,一旦差讹,永劫莫忏,乌容不慎,如是者谓之心小。补即补而泻即泻,热斯热而寒斯寒,抵当承气,时用回春;姜附理中,恒投起死,析理详明,勿持两可,如是者谓之胆大。四者似分而实合也。世未有详谨之十,执行法以伤人;灵变之人,败名节以损已;行方者智必圆也。心小则惟惧或失,胆大则药如其证,或大攻,或大补,似乎胆大,不知不如是则病不解,是胆大适所以行其小心也。故心小胆大者,合而成智圆;心小胆大智圆者,合而成行方也。世皆疑方则有碍乎圆,小则有妨乎大,故表而出之。

李中梓这篇文论开宗明义:“行欲方而智欲圆,心欲小而胆欲大”,这是孙思邈对医家的嘱咐。并指出,凡医术高明、品行良好的医生,做到这些,方为“大医精诚”、尽善尽美了。

接着,李中梓首讲“行方”:“宅心醇谨,举动安和,言无轻吐,四目无乱观,忌心勿起,贪念罔生,毋忽贫贱,毋惮疲劳,检医典而精求,对疾苦而悲悯,如是者谓之行方。”

总体来看,共十条:一是用心纯正、仁义、严谨;二是举动和蔼、稳重、端详;三是言无轻狂妄语、信口开河;四是目不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五是不起嫉妒心;六是没有贪图心;七是不要看不起贫贱之人;八是不要因自己疲劳而轻慢病人;九是对医典要精益求精;十是疾苦要有悲悯之心。


这样,从动机到举止;从说话到眼神;从对别人不要有嫉妒心到自己不要有贪图之念;从不要忽视、下观贫贱之人到不要怕疲劳而不“一心赴救”,轻慢病人;从认真精求医典到对病人疾苦深怀悲悯之心,言谈举止,动机行为都讲到了。这些,不仅是医家,就是各行各业的平常人,也都是应该遵循的。


次论“智圆”:“禀赋有厚薄,年岁有老少,身形有肥瘦,性情有缓急,境地有贵贱,风气有柔强,天时有寒热,昼夜有重轻,气色有吉凶,声音有高下,受病有久新,运气有太过不及,知常知变,能神能明,如是者谓之智圆”。


这里共列举了十二种情况,将中医药学“天人相应”“身心合一”的理念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时间,不同职业、不同体质、不同秉性与中医药学的病因病机学说密切结合,灵活运用,以求知常知变,才能取得最好的诊断治疗效果。


三谈“心小”:“望、闻、问、切宜详,补、泻、寒、温须辨,当思人命至重,冥报难逃,一旦差讹,永劫莫忏,乌容不慎,如是者谓之心小”。


这是讲诊断,是病人求医中的关键环节。所以,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必得详察;八纲、脏腑、六经、气血津液辨证,必得细辨。望有神、色、形、态;闻有听声、嗅味;问有与疾病相关的各种情况;切脉有24像;用药有四气五味、十八反、十九畏;等等。正如《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也如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诊候》所说:“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并指出 “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所以,必须谨记“人命至重”,不能有丝毫差错,应当十分仔细,十分认真,十分“小心”。


四说“胆大”:“补即补而泻即泻,热斯热而寒斯寒,抵当承气,时用回春;姜附理中,恒投起死,析理详明,勿持两可,如是者谓之胆大”。


即是在心正、理正、细诊、详察的基础上,要有决断,不能模棱两可。虚实寒热判断清楚,归经补泄大胆用药。像张仲景《伤寒论》的“抵挡汤(水蛭、?虫‘去翅足’各三十个、桃仁二十个,大黄三两)”,适用于活血祛瘀。像《伤寒论》中的大、小承气汤:大承气汤(大黄、厚朴、枳实、芒硝四味)、小承气汤(大黄、厚朴、枳实三味),还有调胃承气汤、复方大承气汤均是大寒泄下药,适用于不同程度的热结积实症。像“姜附理中丸”(也称附子理中丸,人参、白术、干姜、甘草、黑附子五味),为温中祛寒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中焦虚寒证。这些都是经典药方,看准了,大胆使用,就会起死回生,药到病除,收到良好效果。


五是李中梓的总结。“四者似分而实合也。世未有详谨之十,执行法以伤人;灵变之人,败名节以损已;行方者智必圆也。心小则惟惧或失,胆大则药如其证,或大攻,或大补,似乎胆大,不知不如是则病不解,是胆大适所以行其小心也。故心小胆大者,合而成智圆;心小胆大智圆者,合而成行方也。世皆疑方则有碍乎圆,小则有妨乎大,故表而出之。”


李中梓的总结主要说明:“行方”、“智圆”、“心小”、“胆大”,“四者似分而实合”,是融为一体的。他指出:人世间没有十分平和认真的人,会草率行医伤人;那些机巧善变的人,名节败坏,即损人又损己;因为“行方”和“智圆”是一致的。仅有小心则会有畏惧,造成失误;仅有胆大,虽然临证用药,但没有详细斟酌,就会简单大泄、大补,也难以取得好的疗效。所以,胆大是以心小为前提的。总之,心小胆大合而成智圆,心小胆大智圆合而成行方。“行方”是起点,又是结果。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看行动,看实践。


李中梓还指出,世人常常把“行方”与“智圆”、“心小”与“胆大”对立起来,而疑惑其中的关系,所以有必要将其中的道理说清楚。

3

从“行方智圆心小胆大”看药王孙思邈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杰出品格。

一是“天人相应”的哲学品格。

如前所述,药王孙思邈所嘱“行欲方而智欲圆,心欲小而胆欲大”,及药王的一系列中医药学的论述,与中华文明和中医药学“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思想是密切相通的。以至于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的“序言”中,还一再强调:“辔策天机,全生之德为大”,并引用老子的话:“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这说明,药王终生感悟、奉行和嘱咐的“行方”“智圆”“心小”“胆大”,都是循天道而为之,是不应该违背的。

二是“以德为先”的高尚品格。

《黄帝内经·灵枢·本神》说:“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李中梓在阐述药王倡导的“行方”,涉及到心、语、神、态等多个方面。谈到心:有深怀仁慈心、悲悯心,不要有嫉妒心、贪妄心;谈到言语,说“言无轻吐”;谈到神态:有“举动安和,目无乱观,毋忽贫贱,毋惮疲劳”,强调“检医典而精求,对疾苦而悲悯”。这每一条,在药王的《大医精诚》中,都有详细论述。正如药王所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医为“仁心仁术”,而药王正是神圣楷模、“百代之师”。

三是“精益求精”的学术品格。

“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是《黄帝内经》的一个基本思想。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序”和“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中,回顾中医药的历史、阐述中医药的意义,反复强调“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的重要性。药王还引用张仲景的论述,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说:

张仲景曰∶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而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而忽弃其本,欲华其表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进不能爱人知物,退不能爱躬知己,卒然遇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后震栗。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戆若游魂,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究归天,束手受败。 百年之寿命,将至贵之重器,委付庸医,恣其所措,咄嗟喑呜,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涕泣。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自弃若是,夫何荣势之云哉。


针对这些问题,药王谆谆期望:余缅寻圣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 


针对医生和学医,药王指出: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经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浓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可见,药王孙思邈对精求医术,期盼之真切,用心之良苦。李中梓在《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中,分别在四个方面都做了系统精辟的论述。这正是药王孙思邈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重要方面。

四是“‘行方’为要”的实践品格。

在李中梓的《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中,首论“行方”,结论又是“故心小胆大者,合而成智圆;心小胆大智圆者,合而成行方也”。“行方”是贯穿始终的。这是因为,中医药学的主题是人的生命,中医药学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和所有活动,它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人的生命存在的客观性、社会性,必然决定了中医药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具有的实践品格。也客观地决定了以人为对象、以维护人的生命健康为目的中医药学必然是“以德为先”。在这里,“天人相应”、“以德为先”、“精益求精”和“行方为要”的品格在实践基础上融为一体。实践,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医道、医德、医方、医术和所有人类社会活动的唯一标准。


在中医药学思想史上,药王孙思邈从“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中医药是维护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健康的“至贵之重器”,“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的科学认识和生动实践出发,明确提出了“行方智圆心小胆大”的科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明确提出了“大医精诚”。明确提出了对中医药学“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永为家训”;药王的这些重要思想,在今天中医药学“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历史条件下,必然会放射出灿烂光辉。

图文|党、校办  宣传部

技术|尹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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